[主持人侯云春]:昨天有学者建议，说把论坛当中大家的发言记录下来，看看哪些讲对了，哪些讲错了，我相信我做的这个判断可能是最正确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评估要求，发达国家2020年的排放，需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5-40%，是绝对量的减排。根据巴厘授权，哥本哈根会议要谈什么呢？首先，双轨中第一轨，即京都议定书轨道，需要明确发达国家2020年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减缓气候变化行动和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

不仅如此，美国还允许20亿吨的抵消。有119个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与会，而且主要国家的领导人直接参与谈判，史无前例。这些存量不需每年增加。哥本哈根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一是公约和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分别通过了两个工作组继续按巴厘路线图授权完成谈判的决定，议定书特设工作组主要是2020年减排目标，基本还是按照双轨制谈判，谈判以后形成了主席案文。笔者作为与会者，试图解析哥本哈根会议争议的焦点所在，并对一些未来气候谈判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中国、南非、巴西、印度基础4国的领导人，也亲自斡旋，与发达国家阵营直接对垒，谈判哥本哈根案文。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减缓行动可以三可，但自主减排行动只要自我核查，公开透明就行。加强环境保护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快推进环保事业发展的大好机遇。

如果你是什么都不做改变的话，2020年可能需要450亿吨这样的排放量。干净的水、清洁的空气、放心的食品和优美的环境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关系社会稳定，关系发展的根本目的。探索环保新道路，必须正确处理好六个关系，构建六大体系。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有非常高的终端汽油零售价格，日本相对来说也有比较高的汽油零售价格，巴西、印度相比中国来说，汽油的零售价也高一些，这是一个逆差。

第三，健全环境标准，以市场准入引导新兴产业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比如技术的分享、技术转让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

在一定条件下，烧掉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但是，我想对于我来说，我非常乐于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管是中国、印度还是其他非洲国家进行合作。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数据，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首先在能源使用方面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展示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到，美国一级能源使用量是最大的、最高的，中国是在红色的这条线上（图），最下面那条是巴西，中间是日本、德国、印度。环境问题是贯穿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能够看到商界包括那些大的私营企业、部门更多的动能，他们能够通过跨境进行技术包括项目的转移和交流。但是，我想对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阶段了，如果他们能够节能的话，至少要在未来十年或者未来二十年，他们就会有很大的整个碳排放的减少，光节能这一点就可以做很大的工作。污染物减排是淘汰落后产能的紧箍咒。刚才万先生也讲到了中方在这方面想做的一些工作，对于中国来说，45%的排放减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到2020年的时候整体的排放量要达到115亿吨，中国希望能够在2030年的时候达到大概140亿到150亿之间这样一个排放量。

我想目前有一个能源的革命，这个革命会使大家都受益。我们非常感谢万本太先生的演讲，也感谢周生贤部长为这次演讲所作的精心准备。

从动力源泉看，必须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尽早形成全社会保护环境的强大合力。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国际合作。

在这个环节中，我们会谈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合作。这样的一个标准不应当仅仅参照历史的数据，也可以考虑到最新的技术发展情况，比如现在日本的GDP人均达到2万美元的时候，它的人均能源消耗的上限大概是1.2亿BTO，如果有了技术之后，在同样的GDP之后，足够的BTO标准就足够了。因为目前能源使用量还是比较低，而且每单位GDP的消费额未来还会增加，而且发展中国家现在还是在更多地提供实体型的产品，而不是服务。尤其是通过打价格这张牌和税收这张牌。其中，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是核心，恢复生机、提升活力是目标，遵循规律、道法自然是前提，系统管理、综合治理是方法源截污、转型发展是关键。我们将加快推进环境标准管理体系建设，着力提高标准体系的协调性、完整性和适用性，构建新时期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污染源监控标准体系和清洁生产标准体系，引领技术升级，推动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

[对环境保护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综合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化。主持人：刚才万本太先生在他的容量很大的演讲当中，展示了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目标、思路、举措和取得的进展与成效。

正确的环境政策也是正确的经济政策，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能够保障、促进和优化经济增长。[主持人侯云春]:昨天有学者建议，说把论坛当中大家的发言记录下来，看看哪些讲对了，哪些讲错了，我相信我做的这个判断可能是最正确的。

您说这里面可能有误解，我部分同意，但是我认为有时候他们是故意不理解的。刚才我的时间不够，没有谈得特别细，实际上我们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所谓非碳的能源当中所带来的实际的正面效应，比如有些国家的能源构成当中，非二氧化碳或者非碳能源排放比例比较高，那它的上限就可以设得高一些。

但是，我想，太空移民可能是非常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的事情，我们在座各位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恐怕都没有这个希望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集思广益的平台，而不是由这个发达国家来主导的平台。这之后我们看看不同的发展水平之上去怎样设置一个能源消耗的上限。城镇污水处理率由2005年的52%提高到72.3%。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量。所有这些，我想都可以通过共同努力来实现。

打破排放和产出之间的所谓既定的联系。气候变化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应该也只能在发展进程中加以解决。

尤其它也决定了每个国家人均能源消费的不同。而且气候可能会使我们有一个比较恶劣的发展环境，使我们的发展受到阻挠。

我想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刚才讲得非常清楚，目前在减排方面面临非常严峻的任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必须分担这种责任。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政策。必须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八是扩内需引领消费水平升级，必须提倡和引导绿色消费。

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找到替代能源，比如水利、风力这些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我想两方面都要努力，就是能效提高和替代。[主持人侯云春]: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很高兴由我来主持本届论坛第五单元的讨论。

我想绝对量的减少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绝对量的减少，可能会比较困难。我想这也是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的一种方式。

加快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并重、同步和综合。我说明一点，我们环境保护部周生贤部长本来应该亲自到会作讲演的，因为他临时有事，委托我代替他宣读他的讲演稿。